刑事公诉案件，一审终结前，通常经过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三个阶段。侦查终结，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院，审查起诉阶段由此开始。

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，对是否起诉、以何罪名起诉、量刑建议多少、是否继续羁押、是否排除非法证据，享有决定权。这五项，每一项都可能改变案件走向，调整当事人的处境。律师在这一阶段享有阅卷权，能够全面查阅案卷材料，围绕这五项逐一展开辩护工作，实质参与检察院的决策过程。案件的转机，即在于此。

一、非法证据排除：撬动全案的支点

非法证据排除之所以应当优先处理，在于它可能直接影响后面四项。一份关键口供被排除后，指控体系可能随之松动——不起诉的空间出现，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减少，罪名变更的论证基础放大，量刑意见的争取空间增加。

律师发现非法取证的途径主要有两个：一是会见时直接向当事人核实，当事人陈述遭受威胁、引诱、欺骗或疲劳审讯等情形的，律师据此锁定线索；二是通过阅卷发现疑点，例如讯问时间反常、地点不合规、笔录内容高度雷同等。发现线索后，律师就已发现的疑点向检察院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，逐段比对笔录内容是否一致，同时审查讯问时间、地点是否合规，辨别供述、证人证言是否属于以非法方法取得，物证、书证收集程序是否严重违法。核查结果形成书面排非申请，附具体线索和理由，提交检察院。

家属在排非环节能做的有限，但并非无用：根据案件情况，向律师提供当事人被抓前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记录等，协助还原到案时间线；妥善保管当事人的就医记录、体检报告等客观文件；当事人从看守所寄出的信件中如提及讯问过程存在程序问题，家属留存并转交律师。

二、羁押必要性审查：自由状态的转机

逮捕之后，羁押状态并非一成不变。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院可以重新评估继续羁押的必要性，决定是否变更强制措施。

申请要有效，最好提出逮捕后发生的变化。退赃退赔、被害方谅解、身体状况变化、案件性质出现争议——有新的事实出现，申请才有支点。排非与羁押必要性审查之间也有联动：关键证据被排除后，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减少，同步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，转机出现的概率更高。

家属能做的分两层：一是在律师的评估下，协助创造插得上手的新情况；二是提前准备证明材料——退赃退赔凭证、谅解书、社区表现证明、病历资料等，及时提供给律师。

三、不起诉：案件能不能止步检察院

通常所说的不起诉，包括法定不起诉、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。

当事人没有犯罪事实，或者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当不起诉；经过补充侦查，证据仍然不足、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也应当不起诉；已经构成犯罪，但情节轻微，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，可以不起诉。

三类不起诉的争取方向不同。

争取法定不起诉，要说明行为为什么不构成犯罪；争取证据不足不起诉，要指出缺少什么证据，哪些矛盾无法排除，关键证据被排除后为什么达不到起诉标准；争取酌定不起诉，则要围绕犯罪情节、当事人作用、认罪悔罪、退赃退赔和赔偿谅解展开。

不起诉不是提交一份申请就能争取到的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把案件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原因落实到具体事实和证据中。

四、罪名变更：以什么罪名进入法院

不起诉走不通，接下来要解决的是：以什么罪名起诉。移送审查起诉的罪名未必是最终起诉罪名。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，如认定移送罪名不当，可以变更起诉罪名——可能是重罪减为轻罪，也可能反向加重。

重罪减为轻罪，常见于帮信罪与掩隐罪之间的竞合、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的区分、故意伤害致人重伤与故意杀人未遂之间的界限。律师应当围绕构成要件逐一比对，指出移送罪名在主观故意、客观行为、涉案金额认定等方面存在的证据不足或法律适用错误。书面法律意见应当逐条论证，落到具体证据和事实上，不空谈“定性不当”。

防范罪名被加重同样重要。笔者在办案中见过移送时认定为轻罪、审查起诉阶段被调整为重罪的情形。律师在这一阶段应当保持警惕，及时了解检察官对案件的定性倾向，如有不利倾向，尽早提交辩护意见，阻断加重路径。

五、量刑博弈：争取更合理的量刑结果

罪名确定之后，量刑问题随之而来。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对法院有重要影响，审查起诉阶段是争取宽缓量刑的关键窗口。

认罪认罚案件，律师在对抗框架内协商——先全面梳理自首、立功、从犯、退赃退赔、谅解等量刑情节，逐项核对，主动提出应当认定的从宽情节；再围绕情节认定和量刑规范，提出有依据的量刑方案，与检察官实质协商；量刑建议过高的，守住底线，不签具结书，保留审判阶段辩护空间。

不认罪认罚的案件，协商基础不存在，但律师仍应主动向检察院提出量刑意见，指出遗漏的从轻、减轻情节，论证量刑建议应当从宽的依据，为审判阶段量刑辩护做好铺垫。无论认罪与否，律师都不应放弃就量刑问题提出意见。